為什麼會發生精神疾患犯罪
社會有必要了解為什麼會出現精神疾患犯罪。這是因為社會蔓延對精神疾患的誤解，使得他們錯過了治療黃金時機，甚而被社會孤立，最後他們才會以攻擊他人的模樣出現人前。
要預防精神疾患犯罪的關鍵是，介入患者初期的治療，與提供持續治療的機會。大多數精神疾患患者不會一發病就隨機攻擊人，從出現症狀到犯罪，需要很長一段時間。大多數的患者在小時候就被發現有自閉症，家人和身邊的人介入，積極帶患者就醫，協助按時服藥。若能及早介入治療，患者不會引起大問題或有危險性。反之，沒接受治療的患者，病情得不到改善，家人和身邊的人又因時間過去而感到疲憊，放棄患者，最後患者就會失控。患者缺乏病識感，陷入錯覺，認為不用吃藥也能好起來，會對要帶自己就醫的家人動粗，病情升溫到某種程度，患者主觀感受的痛苦，與精神疾患帶來的痛苦結合在一起，患者出現無法承受的緊繃情緒，犯罪可能性就會增加。這也是為何我們一定要早期介入，協助患者就醫治療。
二○○年代中期後，韓國精神疾患犯罪開始增加，我在進行相關研究時認識了許多專家，專家們說的話大同小異。以國外常見情境為例—患者出現了精神疾患初期症狀，經常抱怨壓力大，出現了異常的想法與行為，那時候，家人會快速下判斷，找上專業醫生，以最快的速度介入治療，患者能在病發初期就接受治療，患者自己也有克服疾病的信心，適應社會不成問題。反觀韓國，患者害怕被貼上精神疾患的標籤不說，還必須面對許多環
境因素，往往等到出現問題時才肯就醫，如此一來，治療變成了收拾問題的對策。由此看來，我們必須好好地洗清韓國社會對精神疾患的誤解與污名才行。
我在進行研究過程中，觀察了澳洲當地情況。在澳洲，當精神疾患患者出現自殘、傷人或精神異常症狀時，澳洲負責機關會啟動「地區命令制度」（Community TreatmentOrder，CTO）。地區命令制度是指該地區的醫生、調查機關和地區居民代表集合在一起，站在保護患者也保護他人的角度，共同檢視該精神疾患患者身處的環境、狀況、對自己與對他人的威脅度，從而決定是否強制患者住院治療。而治療費由國家支付。
我認為韓國應借鑑澳洲的精神疾患應對制度，在精神疾患演變成犯罪之前，國家、患者與患者家屬齊心協力幫助患者。為什麼沒人介入協助患者就醫？患者畏懼自己被貼上什麼樣的標籤？審視這些，是韓國必須做的。若一味用「這是精神疾患引起的犯罪」推諉敷衍，卻不深究其發生之本質，是不負責任的表現。
維護或責備犯罪者，都不是真正該爭論的問題。在進行研究的時候，我心生疑惑，在過去的日子裡，韓國是否忽略了這些事—患者身邊的人對精神疾患患者的關心、精神疾患患者的治療、精神疾患療程的長久持續性。在我看來，建立能介入治療精神疾患患者建立的系統，顯然是韓國的當務之急。
案例一 江南站殺人事件
2016年5月17日凌晨1點30分左右，位於首爾江南站附近的商場男女共用洗手間裡發生了20多歲女性被多刀刺死的事件。一名男性注意到去洗手間的女友一直沒回來遂進入洗手間找人，卻發現女友流血倒地。男性急忙報案送醫，但女友已回天乏術。後來，警方分析案發現場的閉路電視影像，確認了犯罪時間段中進入洗手間的男子樣貌，推定嫌犯是案發商場的小酒館員工。10小時後，約在上午10點，警方逮住了上班的嫌犯。當時嫌犯穿得跟犯案時閉路電視影像拍到的一樣衣著，口袋藏有32.5cm長的凶器，右手有刀傷。嫌犯在小酒館廚房裡高舉凶器，坦承先行躲在洗手間裡，向進入洗手間的受害者動刀。嫌犯供稱跟受害者是不認識的關係，因為覺得自己被女性們瞧不起而犯下罪行。
犯罪者特徵
警方表示嫌犯是34歲的金某，並且公開了「比對健康保險公團回復的病歷，嫌犯從2008年夏天被診斷罹有精神分裂症，2008年在水原某醫院就診1個月，2011年在富川某醫院就診6個月，2013年鳥致院某醫院就診6個月，去年8月開始到今年1月為止在首爾某醫院就診6個月等的四次住院治療記錄。」金某2014年在某神學院學習後中途退學進入教會工作，過著被教會女性們輕蔑的職場生活，因為經常被女性無視而犯下罪行。金某已有兩個月沒服用精神病藥物，連續10天露宿街頭，在小酒館上班，因為身體發出惡臭被調到廚房當助理，隔天就犯罪。
案件分析
5月19日，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擔心嫌犯逃亡，於是發佈拘捕令。警方公開了犯罪側寫師的報告，結果顯示，金某的精神分裂症惡化是其犯罪動機。據推測金某沒有受到女性傷害的具體事件，有平日被害妄想症狀，從國中起有非攻擊性的精神分裂病徵。金某雖於2008年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接受治療，因為最近沒服用藥物導致病情惡化。
隔天，也就是20日，除原本的3名犯罪側寫詩，警方多追加2名犯罪側寫師，進行了第二次的心理面談。22日，犯罪側寫師根據金某的心理分析、妄想態度、表面犯罪動機不足、與受害者的關係，判斷沒有直接觸發金某犯罪的因素，這是一起典型精神疾病與幻想症所犯下的隨機殺人。
24日上午，警方進行犯罪現場重現，金某為進行現場重現來到警署外。對於記者提問，金某表示「我現在心情很平靜，因為我對受害者沒有怨恨也沒有感情，對她的犧牲很愧咎、很抱歉。」至於對於為何選中受害者的提問，金某表示在調查過程中，已經跟警方說得夠清楚了，會在調查與審判過程回答殺人原因和動機。據悉，在不公開的犯罪現場重現中，金某若無其事地重現了犯罪過程。
案件結果
在2016年8月26日進行的一審中，金某看見法庭坐滿了受害者家屬和記者，說出：「沒想到人氣會這麼高」。金某撇清自己有受害妄想，並表示「從某種角度來看，是為了對付某些事情才做的吧」金某在檢察官說明罪證記錄時，甚至爆笑出聲。
在二審當天，多名證人出席作證。一名證人供稱住在二樓的金某曾說聽見四樓發出的噪音，跑去敲四樓住戶的門抗議。還有，2016年1月診斷出金某有精神疾病的精神科醫生供述，曾告知金某如果不吃藥會有復發的可能，但金某堅決不服藥。不過醫生也說明，當時沒有診斷出金某因女性的仇恨心理而誘發的被害妄想。此外，根據保護觀察所負責人供述道，金某父母對是不是強制金某入院有過矛盾，母親想用宗教力量克服兒子的病。在終審判決中，金某被判無期徒刑，到了最後辯論時，金某仍強調自己沒有精神疾病，是個健康的人。
10月14日的一審判決中，金某被判處30年有期徒刑。審判部表示「金某承認一直以來到犯案前的情緒，對女性的懷疑和小錯誤，和他的犯案是有關連的。」並且根據鑑識人員的意見，作出判斷「金某比起被女性瞧不起，他對男性感到恐懼的傾向更大」，簡言之，金某的犯罪是「是針對弱者的犯罪」。此外，金某在一審中承認犯行。法官認為金某從高二開始就出現精神病症狀，被診斷出是未分化型的妄想症，會聽見幻聽而闖禍，對心神耗弱造成的犯罪無負責能力，因此減刑，將無期徒刑減輕到30年有期徒刑。
在12月15日進行的二審公審中，金某表示「因為憤怒而犯下非本意的罪行，我沒臉面對因為我而死去的女人，很心痛，但我不後悔，也沒有反省的意思」。檢方認為30年有期徒刑過輕，要求處以無期徒刑。
2017年1月12日，繼一審之後，金某在二審中維持原判決，同樣是30年有期徒刑。檢方和金某雙雙駁回上訴，表示「判得太輕/太重，超出合理範圍無法承認。」治療和安裝20年的電子追蹤裝置也與一審相同。對此，金某律師表示：「當事人由於精神疾病，喪失判斷能力，這是被醫生診斷過的」，審判部判斷「犯罪過程、內容、手段和方法、以及犯罪後的情況等，綜合各種情況與精神鑑定結果，犯人明確知道這是犯罪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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